近年来，在资本招商、加速新经济发展的浪潮下，政府引导基金成为了“弄潮儿”。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各地政府已累计成立1841只政府引导基金，总目标规模突破10万亿元。当下，伴随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政府引导基金迈入新的发展阶段。
如何用好用足这一重要政策金融工具，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放大效应，已经成为各地政府的重要考量。
01总目标规模已突破10万亿
迈入“十四五”，政府引导基金再度活跃起来。
清科私募通数据显示，自2021年以来，累计有163只政府引导基金先后成立，总目标规模达9806.04亿元。其中，2021年成立150只，数量创2019年以来的新高，目标规模为8667.04亿元。
北京50亿元城市副中心产业引导基金设立、福建200亿元海洋经济产业投资基金母基金设立、上海筹建国有资本投资母基金……据证券时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1月以来，又有多地宣布设立或筹建政府引导基金。
至此，国内政府引导基金数量突破1800只，达1841只，总目标规模也跨过10万亿元大关，达10.27万亿元，单只基金平均目标规模为67.66亿元。
从探索起步、逐步试点，到规范化运作、全面发展，国内政府引导基金在实践中快速发展。
2002年我国首只具有实质意义的政府引导基金“中关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成立，至今国内政府引导基金已走过20年历程。
2015年至2018年，国内政府引导基金迎来快速发展期，每年成立的数量均超过160只，其中2016年是国内政府引导基金爆发之年，单年累计有416只政府引导基金成立。从2019年开始，基金设立节奏放缓。
投中研究院院长刘璟琨在接受证券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5年至2018年属于政府引导基金高速发展阶段，此后随着资管新规的实施，资金来源渠道减少，且地方引导基金也出现了投资效果未达预期等问题，再加上财政部要求加强政府投资基金管理，各地普遍放缓了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节奏。
“直到去年，政府引导基金又重新活跃起来，一方面不符合要求、需退出的政府引导基金已梳理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面临产业转型和产业升级压力，需要寻找新出路，在招商中发现，企业除税收、土地等外还需要资金、股权上的支持，于是地方政府把引导基金作为一个抓手，吸引企业到当地发展。”刘璟琨向记者表示。
目前，我国宏观经济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传统产业升级的重要发展阶段，政府引导基金作为这一历史发展时期促进“新经济”快速发展、转变财政投入方式的重要工具，正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此外，政府引导基金的快速发展，也是各地政府积极拥抱市场的表现。
“这是大趋势。”上海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运营负责人董若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往，政府对企业的支持是直接给予财政补贴，近些年，“拨改投”成为趋势，以引导基金的方式，通过专业机构市场化的眼光把钱投出去。
“政府引导基金在持续引导参股基金投早投小方面起到的作用和意义重大。”董若愚向记者表示，“引导基金要做的是把钱交给真正有能力的基金管理人，通过他们来发现、赋能有潜力的创业企业，有效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创造更优的社会价值。以上海市天使投资引导基金为例，利用市场化管理机构在行业内长期积累的早期投资经验和资源，运用到引导基金投资过程，大大提高了政府资金的投资效益和运作效率。”
02引导基金向区县下沉
1月26日，由合肥市东鑫集团发起设立的安徽巢湖经济开发区产业投资引导基金公司注册成立，首期认缴规模10亿元。基金将围绕科技创新、战略新兴、区域主导产业领域的招引项目和存量优质企业，开展对外合作参股基金和项目直接投资。该政府引导基金注册地为县级市——巢湖市。
无独有偶。2022年以来，国内设立的13只政府引导基金中，有4只为区县级政府引导基金。
更早之前，安徽省安庆市怀宁县政府与深创投集团合作设立政府引导基金；首钢基金协助北京市通州区发起设立50亿元规模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产业引导基金；安徽黟县成立战略性产业招商引导基金，规模3亿元。
政府引导基金正在向区县一级不断下沉。
记者梳理发现，政府引导基金下沉的趋势已延续很长一段时间，自2017年以来，每成立3只政府引导基金，便有1只来自区县这一层级。
清科私募通数据显示，区县级政府引导基金的数量已经由2016年末的264只攀升至目前的549只，增长逾1倍，占比也从25.83%提升至29.82%。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国家级的有38只，省级的363只，地市级的数量最多，有810只，三个级别数量分别占总数的2.06%、19.72%、44%。
刘璟琨表示，无论省级、市级还是区县级政府引导基金，都早已存在，“区别在于政府引导基金之前没有成系统地成立，而近两年多是自上而下地打造政府引导基金体系，比如，去年动作较大的江苏，从省级到市级再到区县级，均设计了配套的地方引导基金体系。”
03合肥样本：打造“基金丛林”
政府引导基金快速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以投带引”的“国资领投”招商引资新模式，引入和培育了显示屏、半导体、新能源汽车等产业集群，一举进入生产总值“万亿俱乐部”的网红城市——合肥，无疑是各方关注的焦点。
根据合肥市国资委和合肥市财政局联合印发的《合肥市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和《合肥市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管理办法》，合肥市引导基金除可采取参股方式引导设立子基金的运作方式外，还可对符合合肥市产业政策的重大项目企业，以股权和优先股等方式进行直接投资。
通过引导基金实现“招商引资”的典型代表莫过于“蔚来汽车项目”。2020年4月29日，蔚来与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战略投资者签署关于投资蔚来中国的最终协议，战略投资者将向蔚来中国投资70亿元人民币，合计持有24.1%股权。与此同时，蔚来中国总部落户合肥。
蔚来汽车是合肥继2007年投资引入显示器产业的京东方、2011年投资引入集成电路产业的长鑫半导体后，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重磅布局。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合肥出台完备的政府引导基金政策体系，通过灵活运用政府引导基金这一投资利器，撬动社会资本，以“基金+产业”模式打造“基金丛林”，实现“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不断优化完善重点产业的产业链条。
“基金丛林”主要解决两大难题，一是招商，二是培育，从而实现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最终推动合肥市主导产业和社会经济发展。
以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为例，其以市场化方式参与项目投资，利用股权投资、定向增发、基金入股等实施杠杆撬动，招引符合产业定位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大项目”。
合肥重点产业——新型平板显示产业，在“基金丛林”的支持下，延伸覆盖上游原材料器件、中游面板模组和下游智能终端，实现“从沙子到整机”的完整产业链布局。其中，建投集团发起设立总规模近300亿元的芯屏基金，全部投向合肥市集成电路和平板显示上下游产业链，形成了储备项目、在投项目和退出项目并存的良性投资生态。
合肥市投资促进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合肥市政府注重充分发挥国有资本在推进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整合产业、创业、芯屏等政府平台基金，打造千亿规模的基金丛林，探索形成“国资领投、社会资本参与”的新型投融资模式和“引进专业团队→国有资本投资引领→项目落地→通过上市通道退出→循环支持新项目发展”的产业运作模式，有力保障重大项目的融资需求，有效支持了产业转型升级。
“从10年前的京东方项目，到近几年的长鑫、晶合晶圆、康宁玻璃、维信诺AMOLED项目，再到蔚来、威马等新能源汽车项目，合肥国资已成为合肥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引领者，产业升级的助推器和牵引绳。”该负责人说。
通过政府主导的资本力量，以大手笔投资引入龙头企业，再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积极培育和壮大产业集群，合肥市政府被市场冠以“最牛风投”的称号。
04成立引导基金需因地制宜
“各地经济发展情况、产业特点和企业特点都不一样，意味着各地不能照搬其他地区的政府引导基金模式。”评价各地纷纷设立政府引导基金时，刘璟琨向记者表示。
刘璟琨介绍，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方式大概分为两类，一类是专项基金，通过专项基金引入重大项目，政府引导基金可以更加精准培育产业；另一类是投向市场化机构，称为盲池基金，投资组合不确定，但通过返投比例等，要求被投机构支持的企业中，当地项目占一定比例。
刘璟琨以深圳、浙江、苏州等地举例说明。他表示，深圳的政府引导基金较集中，市级层面主要是深圳市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和深圳天使母基金，因为深圳创业环境优于全国多数地方，只需要引导基金投向盲池机构，即能吸引到更多的投资机构投向初创企业，不是特别需要设立专项基金。
“浙江又是另一种情况，浙江民营经济发达，但投资机构数量相对较少、创投环境相对较弱，而且很多民营企业尚不习惯股权融资，因此靠盲池基金的引导基金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因此浙江设立专项基金，浙江称为非定向基金，引入核心企业产线，吸引企业围绕产业链创业，要比单独设立盲池基金投资创业企业效果要好。”刘璟琨称。
苏州方面，刘璟琨表示，“苏州去年动作较大的是天使引导基金，这是因为当地创业环境非常好，尤其是生物医药产业，不少海归到苏州创业，他们在海外可能就拿过风投的钱，对天使投资非常有心得，因此苏州会更多布局天使投资和创业投资。”
董若愚持有相似意见。他强调，并非所有区域都适合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来发展早期投资，一个区域创业土壤的肥沃与否，取决于相关的“养料”是否充足，需要同时具备三个基本要素。
一是人才要素。当地有没有高素质的创业者持续涌现，上海、北京、深圳之所以适合发展早期投资，是因为当地无论创业者还是投资人都形成了一定的集聚效应，尤其是经过大企业熏陶的高端人才，他们第一站会留在本地进行创业。
二是资本要素。科技领域企业在发展初期，从天使轮到A轮、B轮，投资机构对项目的持续支持至关重要。投资机构往往有一个投资区域半径，而创投基金普遍扎根在一线城市。三四线城市尽管有不错的项目，但后续发展如果没有资本的助力，会影响发展速度。
三是产业要素。比如上海就有较好的产业基础，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领域均有10年以上的发展基础，产业链生态十分成熟，本土创业企业会离大客户更近。不能期望依靠引导基金来搭建从0到1的产业生态，引导基金更适合作为产业创新的引擎之一。
【延伸阅读：合肥资本招商与政府引导基金经验】
为什么是合肥？合肥为什么能做到？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虞爱华在对话中披露了“万亿合肥”背后的真正密码。
01是“产投”不是“风投”
合肥这么短时间进入“万亿俱乐部”，虞爱华指出，“合肥速度”背后靠的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有人说，合肥这座城市把创新当生命、抓创新像拼命、视创新如使命。
对于媒体称合肥是最牛风投机构，虞爱华表示：“准确地说，我们不是“风投”，是“产投”；靠的不是赌博，是拼搏。因为，赌博是有今天没明天，拼搏才是抓今天赢明天。”
而合肥投的方向也十分明确：主要是“两向”，符合产业发展方向、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新兴产业。近年来，合肥做了许多“无中生有”“新题大做”的文章，围绕“芯屏汽合”、“集终生智”补链延链强链，不断提升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
对于任何一家投资机构来说，如果投资经理换了人，投资策略就可能会发生改变。而对合肥这座城市来说，“这么多年来，合肥政府的一个可贵之处正在于‘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新官始终理旧账，没有因为人事的变动影响对企业政策的变化。这么多年来，合肥始终是结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永做好朋友。而从合肥在打造营商环境的经典案例来看，时时体现出的是“先和企业共患难，再和企业同富贵”。正是这种勇于担当和尽责守信，让如今的合肥成为商家必争之地。”
02合肥史上“最持久”的投资
虞爱华特别提到了，在合肥还有一项十分特别的投资，一投就是50年，堪称史上最“持久”的投资。而这，正是合肥与中国科大“一城一校”之缘。
“合肥与中国科大相亲相爱、相伴相随，而且历久弥新。没有中国科大，合肥难有今天这样出彩。中国科大有今天，也有合肥出的力。”
虞书记提到的这个故事还要追溯到上个世纪。1969年，受国内外复杂局势影响，13所在京高校因故被迫外迁，疏散到全国各地，史称“京校外迁”。其中最不受待见的一所学校，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简称“中科大”。当时全国因为“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吃不饱饭是很多人的共有记忆，而当时一所大学几千张嘴，就成了很多省市的“负担”——中科大原本计划去河南，被拒绝了，改去江西，又被拒绝了。
虽然河南拒绝了中科大，但河南出身的安徽省领导人李德生，独具慧眼将中科大邀请到了安徽安庆落户。安徽省当时明确表示“安徽人民即使不吃不喝也要把中国的科学苗子保住”。
坐落于淮河以南的合肥，没有暖气，冬冷夏热，生怕师生呆不惯的合肥干脆为中科大建立起了第一条供暖专线，让中科大从此成为了南方有暖气的大学。
不仅如此，当时穷困落后的合肥，生怕老师学生缺电不能好好学习、研究，干脆给了中科大最高级别的供电保障——政府可以停电，中科大绝不能停电。
合肥几十年来一如既往对中科大好，甚至后来中科大要扩建的时候，合肥干脆把中科大互不连接的东校区和西校区之间的部分拆了，划为中校区留给了中科大。
1972年，中科大重建数、理、化基础教研室，恢复开展教学研究工作；1978年2月中科大恢复列为全国重点大学；正因为有了中科大的“下嫁”，合肥这个当时还比较穷困的“铁路盲肠”城市，终于有了逆袭翻盘的筹码——人才，这也成为合肥发展的基础。
03投资的风险党员干部担，主政者担
此前，最令市场津津乐道的是，合肥专盯那些“走投无路”的大型困境企业大胆下注“招安”，敢于接纳“落难王子”。
一家家深陷困境、举步维艰的独角兽企业，在“合肥模式”的催化下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实现“史诗般的崛起”：
1999年12月，科大学生出资300万元创立的“硅谷天音”弹尽粮绝之际，安徽信托、美菱集团和合肥永信三家国企分别拿出1020万元各占17%的股权，与硅谷天音的老股东一起成立讯飞有限，最终解了燃眉之急。
这家企业就是科大讯飞的前身。如今科大讯飞已发展成为营收超百亿元、市值近千亿、人员过万、一年纳税近十亿的明星企业，成为安徽省高技术产业和人工智能产业的一张靓丽名片。
2008年出手当年巨亏超过10亿元的京东方：京东方落户合肥，开建第6代TFT-LCD液晶面板线，项目所需175亿元资金完全由政府托底。
2011年，下注长鑫半导体，合肥开始书写“中国芯”崛起的故事。
2013年，华米科技的前身华恒电子陷入发展困境，合肥高新建投集团旗下高新信用担保公司及时提供担保。
合肥最为人称道的投资，莫过于2020年对蔚来汽车的70亿投资。拿到合肥政府的70亿元投资之前，蔚来可谓命悬一线。2019年亏掉112.9亿元后，蔚来又遭受疫情雪上加霜，最困难的时候，恨不能一分钱掰成两半花。
因此，当2020年4月合肥决定向蔚来“慷慨解囊”时，外界视之为“一场豪赌”。
资金落地后，蔚来境况逐渐好转。2020年下半年，蔚来股价飙升20倍，销量也屡攀历史新高，其市值已接近900亿美元，成为全球市值第五高车企。
自合肥引入新能源汽车业务以来，江淮、大众、国轩、蔚来已经抱团式扎根合肥，安徽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占到了全国12%……据统计，围绕新能源汽车产业合肥投资了50多个相关项目，总投资额超过500亿，聚集产业链企业120余家。
对于投资的风险谁来担这个问题，虞爱华直言：投资的风险肯定是党员干部担，特别是主政者，要敢于担风险。“只想保险，怕担风险”干不成事。当然，担当作为不是胆大妄为，必须基于科学的决策、严密的程序。
“有多大的担当，干多大的事业。纵观合肥，许多成功战例，都是基于科学的决策和严密的程序，都是与企业先‘共患难’，然后才‘同富贵’。京东方、蔚来汽车的成长，就是最好的证明。”
此前，深圳市委书记王伟中也曾表示，即使失败，也要对天使母基金从业人员免责，“当时我们研究的时候，就是讲，规则、规矩定好之后，所有的政府官员不再参与，交给市场去运作，由母基金和子基金去运作。我们的从业的人员只要没有道德风险，我们讲，我们要宽容、要包容。因为这个它不可能，或者绝大多数可能是要失败的。只要没有道德风险，没有营私舞弊、没有这个贪污等等，我们都是免责的。”成立于2018年的深圳市天使母基金，如今基金规模已增加至100亿元，这是国内迄今规模最大的天使母基金。
母基金研究中心创始人、水木资本董事长唐劲草表示，“基金招商”已经成为当前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杀手锏”。“合肥模式”的成功不仅仅体现出地方政府要善于做母基金、甘于做纯LP，更值得借鉴学习的是领导勇于担责、政府引导与市场化并举。
合肥领导的敢担责，在当时对京东方的投资就可见一斑。2008年，在国际金融海啸最绝望之时，那时的京东方也挣扎在死亡边缘，为了活下去，卖过保健营养茶、开过北京烤鸭店、研发过“绿波”营养液……
据《光变》一书披露，当时，上至政府、下至金融机构都不看好中国的显示屏产业，普遍认为只有从国外引进生产线才能生产。但液晶显示器作为全球尖端产业，一条生产线动辄一两百亿元的投资规模，鲜有企业能够承担，更不用说地方政府了。
但一年财政收入只有一百亿元的合肥，却不信这个邪。有媒体报道称，一名合肥政府官员曾透露，“为了项目能上马，当时合肥市承诺拿出一年财政收入的80%来投资。”为了京东方，合肥甚至把地铁项目都暂停了。
此举很快引来各方的质疑。当时，合肥市政府尽管面临很大的压力，仍力排众议，敲定了京东方六代线项目。“（投资）决定下的很痛苦。”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区域研究室主任林斐曾表示。
事实证明，用城市地铁换京东方一博，合肥市领导的力排众议的担当没有白费。
2010年，京东方六代线投产后，结束了中国大尺寸液晶面板100%依赖进口的局面，中国的彩电业第一次获得了本土显示屏供应商。
在随后的10年里，京东方在合肥还开了8.5代线和10.5代线，带动了70多家配套企业到合肥来发展，解决的上下游就业岗位数不胜数。
如今，合肥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显示屏基地之一，除京东方、维信诺等一批龙头企业外，一批配套企业也纷纷入驻，打通了从原材料到核心器件，再到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
04千里马与伯乐之缘
蔚来汽车创始人、董事长、CEO李斌此前在一次演讲中曾表示，去年在蔚来最为危难的时候，“差点就挂掉了”，“安徽省和合肥市政府在我们最关键的时候伸出援手，也创造了奇迹，六个月以内就让合肥有了很好的投资回报”。
“非常感谢安徽、合肥对我们的雪中送炭”，李斌说，“只有政府才会看得很长远，投资机构没有人救我们”。
在本次央视《对话》中，合肥市建设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宏卓以当时投资蔚来为例对外透露了合肥国资投资的决策程序：“当时合肥是四条战线同步在开展。第一组织了专业的团队，也委托了国内一些顶尖专家进行论证，对蔚来的技术、供应链和市场等进行全方面的研判；第二，高度关注国家的政策导向，对智能电动汽车的发展，包括他们采用的这种换电模式的支持，给做决策提供一些支撑；第三，委托了专业的机构，通过法务和财务对企业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第四个战线就是我们跟他们进行详细、周密、严谨的商务谈判。
我们谈一个项目，必须对投资管理最终资本退出全过程的每一个细节进行考虑，一旦确定就按照协议来履约，这是我们去年在很短的时间里高效投资的一个过程。”
李斌表示，合肥的工作做得非常细致，在决策程序方面也是很有创新性，通过专业投资机构来联合投资，进一步从市场角度去验证投资的合理性。
所以，合肥对蔚来的投资，是建立在对风险有充分研判的基础上，再经过科学的一个决策程序后坚决地去实施。虽然是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完成这样一个决策，但背后做的工作是很辛苦的。
“还有一些小细节：那就是在合肥落地之后，很多汽车产业的朋友，说在2、3月份的时候，接到各种各样的合肥来的电话，基本上把我们公司和我个人调查了个底朝天，甚至包括市里面的领导。所以说他们的专业性也让我十分的敬佩。”李斌谈到。
虞爱华也认为，打造了这么多明星项目的合肥的投资团队，他们靠的是手艺而不是手气。“这个城市在招商引资发展上有一个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先和人家共患难，然后才同富贵，像蔚来的李斌去年被网上称作‘最惨的男人’，当年在那种情况下，合肥选择一起共患难来做这个事情。”
合肥的投资团队的专业性一直为业界所称赞。安庆日报曾对合肥招商团队做过一次报道，合肥市投资促进局有一批数百人的项目招商人员，按照集成电路、软件人工智能等18个重点产业分类，每个人负责研究特定的产业行业，每年有200多天在全国各地寻找各种值得投资的项目。
团队专业到什么程度？在某地考察一家工厂时，招商人员看了厂房和设备后，给出了项目的投资额，与实际投资额仅相差一百万元。
一家VC机构投资经理曾表示，他曾经拿到过一份合肥的芯片行业招商计划，几百页的报告里对芯片产业的发展趋势、市场需求、技术分析、政策解读进行了清晰梳理，精细程度不亚于专业的投资机构。
正是这些专业的研判，成为合肥下注的坚实后盾。
此外，合肥投资蔚来，不光有着严谨的科学决策程序，根据此前有媒体披露的消息，合肥还和蔚来进行了一次“高业绩对赌”。
根据曝光的信息，为了拿到这笔投资，蔚来要达到的目标是：“蔚来中国2020年营收148亿，2024年营收1200亿元（上市6-8款车型），2020年至2025年总营收4200亿元，总税收78亿元，并且2025年前在科创板上市”。
蔚来汽车需回购蔚来中国股份的情况包括以下5种：
从对赌协议的内容中我们可以看出，合肥虽然是“雪中送炭”，但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分步实施、分批到账，既要求2年内的年销量不低于2万辆，又要求蔚来“及时”IPO上市。
05为政府挣钱不丢人
对于合肥，并非没有质疑的声音——有网友问，政府如果整天都在考虑投资，考虑回报，这些似乎不应该是政府的本职工作？
虞爱华坦言，为政府挣钱不丢人。“挣的越多越好，这是为老百姓挣钱呢。政府要做的事情很多，如何改善民生，如何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如何抓科技创新，实际上都是政府要做的事情，其实所有做的事情里面都有一个基础条件，那就是你有财力去做这个事情。那么财力在那里？你肯定要靠发展，发展要靠项目，项目要抓新型产业才有未来，所以有人认为合肥跳到水里面和大家一起游泳，正因为合肥这种做法，才让很多企业少了顾虑和担心，如果说，你让企业在水里游，他呛水了你也不拉他那要你政府干什么，所以说，中央反复强调，一定要把有为政府和有为市场结合好，合肥的这种做法，我认为以政府更有为，推动市场更有效。”
虞爱华的发言值得我们深思。有业界人士把“合肥模式”总结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政府不单单是社会的“守夜人”，还是市场的参与者，强有力地主导本土产业政策。政府引导与市场化并举，才成就了合肥的“最佳政府投行”。
近年来，地方政府变身风险投资人，背后无非是招商竞赛的升级。为吸引企业落地，地方政府通过地方融资平台、产业引导基金等方式入股企业，“以基金撬动资本，以资本引入产业”。
今年，各地政府纷纷出台政策，给VC/PE行业发“大红包”，吸引投资机构与投资人。母基金更是迎来久违的大爆发，几乎每隔两天就能听到新设母基金的消息，不仅是省会城市、地市、区县纷纷设引导基金，连市场化母基金也焕发了新的活力。
深圳出台了《关于促进深圳股权投资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若干举措》、苏州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促进苏州股权投资持续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青岛发布“青岛创投风投十条”2.0版、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上海全球资产管理中心建设的若干意见》……“基金招商”在引领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正在深入人心。
政府的钱需要花，但是怎么花、花在什么方向，是有讲究的。此前，有不少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时，经常以国资平台公司自有资金和土地与招商企业组建合资企业落户当地，还会给予财政补贴、贴息等支持。其结果或是财政消耗性投入，或是投资沉淀、固化，最终造成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扩大，背上沉重的负担。
而“最佳政府投行”合肥却是通过政府投资带动更多社会资本共同进行产业培育，政府通过财政资金增资或国企战略重组整合打造国资平台，再推动国资平台探索以管资本为主的改革，通过直接投资，或组建和参与各类投资基金带动社会资本服务于地方招商引资。
招商是门大学问，其专业性复杂性类似于投行选择投资标的和设计交易架构。合肥的逆袭不仅是源于赌对了招商对象，也是招商专业团队的胜利和投资路径选择的胜利。
借鉴“合肥模式”固然重要，但在资本招商“比学赶超”的路上，地方政府要发挥优势，补足短板，构筑起科创发展的独特竞争力，培育一批具有支撑的高成长性企业。在这方面，母基金作为股权投资行业的“源头活水”，是中小企业和创新型企业发展的关键推动力量。可以预见的是，各地政府势必会越来越看好与重视母基金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