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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0到3.0,产业功能区“进化”了什么?

来源:园链研究院 时间:2019/9/30 11:52:06 查阅:81

       产业园区是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和先导力量,其发展历程见证了城市经济地理的重构,更映射出城市发展理念的巨大转变。

       改革开放40年来,成都产业园区从东郊工业区起步,发展到遍布市域的116个工业园区,再到整合为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从低成本、低门槛、高补贴集聚产业的工业集中区1.0版本,到以优惠政策引导和产业补贴吸引技术密集型企业集聚的高新区2.0版本,再到以提高功能复合率宜业宜居度为导向的3.0版本——产业功能区。

       9月18日,成都市产业功能区及园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召开。从理论探索到实践创新,产业功能区建设被成都称为“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和经济组织方式的革命”。

       那么,从工业集中区1.0版,到如今的产业功能区3.0版,成都这场“革命”进化了什么?

       作为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窗口,产业园区已经走过了35年。

       1984年9月25日,国务院批准建立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当年即启动建设。按照规划,第一期工程在马桥子村附近的5平方公里区域进行,其中3平方公里作为经济技术区,2平方公里用于建设海滨风景区、文化娱乐场所、外商公寓、生活设施以及商业服务中心等。经开区很快带来发展效应,到1990年底,已有14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到这里投资办起170多家企业。

       1984~1985年,宁波、秦皇岛、青岛、湛江、广州、天津等开发区陆续成立。到1988年,国务院在12个沿海开放城市共批准成立了14个开发区,首批国家级经开区全部落地。

       1992年,全国出现第一次“开发区热”。公开数据显示,1992~1993年,国家批准了第二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共18个,范围从沿海向沿江、内陆扩展,包括长春、沈阳、哈尔滨、杭州、惠州大亚湾、武汉等地。国家级开发区也由14个增至32个。

       从数据上看,很多地区1992年一年引进的外资,就超出了过去几年的总和。开发区顺应中国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开放两个大方向,尝试诸多市场经济体制,包括招商引资、税收优惠政策、对外资给予特殊待遇等,这些措施在改革开放早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

       蓬勃发展的同时,低成本、低门槛、高补贴集聚产业的园区,各种问题接踵而至。不少园区设立的目的和主导产业不明确,名称和内容含义不清,甚至圈占大量耕地和突破土地利用与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越权出台各种优惠政策。比如,某卫星城工业园区,规划面积18平方公里,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0.8平方公里,其中有12平方公里突破城市总体规划。

       同时,开发区资金大循环模式不断在各地复制上演,财政压力陡增,相关的征地拆迁、房地产开发问题也一一凸显。

       2003~2004年,国家对“开发区热潮”进行了整顿清理,暂停审批各类开发区。

       在产业园区热潮中,一种明确产业主题、更注重科技创新驱动的园区发展模式——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诞生

       198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驶向第一个10年的重要关口。这一年,全国科学大会提出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也是这一年,我国第一家国家高新区——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诞生,这是中国第一个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集科研、开发、生产、经营、培训和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基地。

       相比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区有了更清晰的目标——高新技术产业。高新区的出现,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今天有更让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中关村。在此之前,“中关村电子一条街”已经闻名遐迩。这是国内最大的计算机与电子产品集散地,到1987年,每天人流量最高达20万人次,科技型企业148家,新技术产业产值达2.2亿元。

       与北京中关村一样,成都也有聚焦世界科技前沿,努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案例——成都高新区。1988年,成都拉开高新区建设的大幕。当时,省、市给成都高新区定下了“点、线、片、面”结合的建设框架。“点”是以成都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为中心,“线”是选择在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附近地区建立科技一条街,“片”是建设好东郊以电子技术为主的科技密集开发区辅区,“面”是在南郊神仙树区域建立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对成都甚至四川来说,高新区意义特殊——成都高新区明确将电子信息产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并开启孵化模式。1990年,当时全国面积最大的孵化楼——成都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竣工,随后,天府新谷获批为中国第一家国家级民营科技企业孵化器,到2005年全国最大的单体软件园区天府软件园投用,再到2016年菁蓉汇投入运营……到今天,电子信息产业已发展成为成都乃至四川的第一支柱产业,成都成为全国IT产业第四极。

       但在这背后,除了创新创业带来市场活力,高新技术开发区之所以比其他园区更具吸引力,其核心还是在于优惠政策引导和产业补贴,由此吸引了技术密集型企业集聚。

       但无论是经济开发区1.0版本,还是高新区2.0版本,都是以企业规模集中为导向的单一经济组织方式,普遍存在定位不清晰、功能不完善、职住不平衡、资源不集约的问题,特别是割裂了“人城产”之间的关系,造成生产与生活的失衡。随着中国从工业化迈入城市化,人口、资源高度集聚,“大城市病”也随之而来。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都率先提出了建设以提高功能复合率和宜业宜居度为导向的3.0版本——产业功能区。

       对成都而言,在越来越迫切的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矛盾中,必须思考城市发展和经济组织方式的新路径。为此,成都在全国开启新一轮革命——2017年7月,成都在产业发展大会上提出,统筹布局建设66个产业功能区。最重要的关键词是:主导产业明确、专业分工合理、差异发展鲜明。通过建设集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复合的产业功能区,实现小尺度空间的区域性产城融合,将降低长距离交通出行比例,减少对城市公共资源的占用,从而增强城市经济和人口的承载能力。

       2018年1月举行的产业功能区建设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着眼于高点定位系统谋划,提出“核心在产业、关键在功能、支撑在园区、机制是保障”的总体思路,系统对主导产业选择、功能形态定位、要素空间集聚、机制体制创新作出部署。这场会议从理论上明确了什么是“产业功能区”——集研发、生产、居住、消费、人文、生态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城市新型社区。5月的第二次会议则明确战略目标精准施策,提出以“人城产”逻辑推动城市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力营造产业生态、创新生态、生活生态和政策生态。8月的第三次会议上,成都产业功能区建设总体规划基本完成,进一步明确了产业功能区建设的战略方向和实现路径。

       2019年2月第四次会议提出,推进产业功能区建设是精准产业定位、提升产业显示度的“迫切需要“,要秉持一个产业功能区就是若干新型城市社区的理念,塑造未来城市新形态。

       而本月18日召开的第五次会议,成都进一步提出四个“鲜明”——鲜明“治本、转型、提质”导向,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鲜明“建链、强链、补链”导向,全面提升产业发展能级;鲜明“集聚、集成、集约”导向,创新构建城市核心竞争优势;鲜明“专业、精准、效率”导向,持续推进管理营运体制机制创新突破。两年间,随着会议渐次推进,产业功能区建设从认识论到方法论,思路愈加清晰;从战略谋划到战术推进,局面已然打开;从理论探索到实践创新,内涵日益丰富。

       近期,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这是对城市发展方式和经济组织方式的重大调整。而这,正是成都产业功能区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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